傅桐生（1901-1985），字茂萓，教授，满族。1901年生于河南开封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曾任韦德网站生物系主任、名誉系主任，吉林省动物学会理事长、名誉理事长，中国动物学会理事，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，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民盟长春市委副主任委员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　　傅桐生自幼好学。由于家境贫寒，1917年中学毕业后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公费的开封第一师范学校。在校学习十分刻苦，而且酷爱文学和京剧艺术。他博览名著，练得一手好字。1922年毕业后，在开封市第一小学任教。这时，傅桐生的表姐夫、我国动物学界先辈、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秉志先生，已获得理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从美国回国两年，立志开创和发展我国的生物科学。在秉志先生的启迪和影响下，傅桐生对生物科学，尤其是动物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为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23年，他到河南中州大学生物系任助理员，边工作，边学习。1925年，他到南京东南大学秉志先生创办的生物系任助教，后来又在河南大学生物系任助教。
　　有一年，主讲教师在讲到原生动物之前，让他准备标本。但是没有人告诉他到哪里去采集，又如何培养。于是他先查阅有关资料，然后反复琢磨，最后终于采到了讲课所需要的全部标本。他深有体会地说：“这样学得的知识永远不会忘记！”1931至1933年，他获得在河南大学生物系学习的机会，他便边学习，边工作，兼做河南省博物馆动物部主任，用得来的薪水支付学习费用。不仅如此，这项工作为他的学习和以后的研究工作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为了广泛地搜集标本和资料，他跑遍河南境地，爬嵩山，越伏牛（山），去信阳，走百泉，同时还到过江西境内，取得很大成效。学习结业后，他在秉志先生创建的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任研究员。1935年，由秉志先生推荐，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资助下，他考取了法国巴黎帝雄大学，攻读理学博士学位。为了赴法学习，他节衣缩食，请一位法国人做家庭教师，学了两个月法文便通过了。在留学期间，他随导师巴利士教授到法国各地观察鸟类。由于他学习努力，加之赴法前动物学基础打得较牢，所以表现出非凡的才能，深得导师的器重，1936年带他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鸟类学术讨论会。他最后以《Oiseau-xduHo-Nan》（河南鸟类）论文获得理学博士学位。

毅然回国　潜心治学

　　傅桐生热爱祖国。1937年，36岁的傅桐生没有被外国的金钱及显赫的社会地位所诱惑，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当时正被日本侵略战争的硝烟笼罩的祖国。回国后他先在江西淡水生物实验所任主任，一年后到河南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兼系主任。
　　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当时东北被日本强盗掠夺式统治14年，奴化教育14载，接着又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3年摧残，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事业都很落后。百业振兴，教育为本。解放初期的东北亟需人才，所以从关内招聘大批教授、讲师。傅桐生为了东北教育事业的发展，不惜离开家乡故土，应聘到东北大学（韦德网站前身）生物系任教授兼系主任。当时的生物系系址是伪满洲国的新京医科大学，除残存一些动物和植物标本外，几乎是座空楼。他来到后，满腔热忱地为尽快建设起生物系而兢兢业业地工作。他亲自到全国各地去购置仪器、设备和必要的标本。为保证教学质量，他很注意教师队伍的建设、培养与提高：一是耐心地指导青年教师，通过教学实践提高；二是积极倡导和支持中、青年教师出国或到国内其他院校进修。有时为送一名教师外出学习，他甚至亲自找校长商谈。另外，他本人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。由于他学识渊博，教法讲究，课讲得生动活泼富有吸引力，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。为了更快更多地培养动物学教学和研究人才，1957年他举办了一期脊椎动物学研究班，请苏联哺乳动物学和鸟类学专家库加金教授讲学。1959年又办了一个脊椎动物学进修班，培训一批大专院校师资。1962年，他又通过选拔、考试录取了两名我国第一批正式研究生。

投身科研　矢志不渝

　　傅桐生很重视科学研究，他一贯主张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，一定要搞好科学研究；反过来用科学研究成果来充实教学内容，以提高教学质量，二者相辅相成。他认为科研成果——论文、著作是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志，所谓“硬头货”。要搞好科研，必须有较坚实的外文基础，因此，他非常注意教师外语水平的提高。为了培养人才，他把教师送到有关单位专门学习外语，对他的研究生也是首先强调外语学习，他的研究生毕业时，第二外语都能达到阅读专业文献的程度。他本人也是积极刻苦地搞科研。为了查清吉林省的动物资源，自1959年起，他就带领教研室教师、进修教师和学生，东登长白山顶，西进荒漠草原，中踏丘陵台地，广泛收集标本和大量第一手资料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长白山自然资源的调查研究，以便进行合理开发、利用及保护。傅桐生深深理解这一点，因此，自1962年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建立起，几乎每年他都去那里工作一段时间。野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：穿越原始森林，晨露打得半身湿；宿营松江源头，潮气浸身透骨凉；夏秋各种吸血昆虫拼命叮咬……白天工作虽然很疲惫，夜里却往往通宵不寐。
　　在基本弄清吉林省及长白山动物资源的情况下，他又考察了大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共采集几百种、上千号标本，积累了几十万字的宝贵资料。然而，正当他领导着生物系师生在教学、科研方面大出成果的时候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降临了。傅桐生首当其冲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最后被下放到农村。那时他已年近花甲，身边无人照看，唯有老伴相依为命……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折磨，他疾病缠身。
　　1973年，美、日等国趁我国动乱时期教育和科研都处于停滞、混乱状态之机，扬言要编写《中国动物志》《中国植物志》和《中国昆虫志》等。周总理得知这一信息后，立即责成中国科学院邀请全国知名专家、教授，在广州召开“三志”编写会议，决定组织老中青专业人员又快又好地写出我们自己的志书来。傅桐生收到了邀请信，看到要编写“争气”书，他凭着对祖国、对人民一颗赤诚的心，一切怨恨全都不计，要把有限的余生献给人民。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，热情饱满地飞往广州，参加了会议，领回了任务——主编《中国动物志·鸟纲》第14卷(文鸟科与雀科）。为保证编书质量，除周密地指导助手去全国各地搜集资料和进行必要的野外考察外，还亲自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查阅文献，核对标本。年已76岁高龄的傅桐生，每天两次手拄拐杖，步履艰难地走行千余米，攀登动物所的4层楼，整整持续30多天，直到圆满完成预期的任务。

　　傅桐生无论是在研究单位工作，还是在高等学校教学，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，他不仅传授渊博的知识，而且还以身作则地传授严格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研究方法。他有较深的科学素养，尤其精通鱼类学、鸟类学和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，研究工作触类旁通。他非常注重研究方法，他谆谆教导学生，学精了一种研究方法则一通百通。所以无论是搞哪一专业的，只要与他接触，向他求教，都会受益匪浅，得到启迪。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，发表每一篇学术论文都很审慎。比如在黑龙江考察时发现了震旦鸦雀（Paradoxonisneudei）这一新纪录，并且对其生态也作了观察。当时，这一发现填补了世界鸟类研究的空白。可是文章写好后他迟迟不发表，仍继续查阅文献，唯恐有漏洞，结果被苏联专家抢先发表了。从文章上看出，他们观察到该鸟的时间较傅桐生的晚半年之久。这件事已成了我国鸟类学研究史上的一大憾事，至今同行专家们提起这件事仍感到非常惋惜。

　　他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他对所培养的研究生，在工作和学习上严格要求，一丝不苟。但在生活上则关心备至，亲同父辈。他平易近人，热情诚恳，受到他教益的人，无不称他为纯朴敦厚的师长。他热心无私地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鸟类学工作者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鸟类学家，人们称誉他是我国四大著名鸟类专家（通称“四大鸟”）之一。他的学术造诣很深，科学研究成果累累。早期著作有《百泉鱼类志》《开封鱼类志》《信阳鱼类之研究》《江西鱼类志》《河南两栖类志》《河南爬虫类志》《QiseausDuHo Nan》（河南鸟类）《伏牛山鸟类习性之研究》及《嵩山松鼠类志》。1973年后，他主编了《中国动物志•鸟纲》第14卷、《吉林省脊椎动物志》《长白山鸟类》及《鸟类分类及生态学》。他还撰写了《长白山鸟类区系的类型及其分布》《吉林省鸟类地理分布》《吉林省动物地理区划》，以及世界级濒危物种《栗斑腹鹀的分布及其繁殖习性》等多篇很有影响的学术论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