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，对东北人民实行了14年的奴化教育的枷锁被打碎了，我们的身心都得到了解放。我原来就读的伪满时期的“西安国民高等学校”改为“西安中学”，只停课1周就复课了。我仍然上四年级毕业班未尽的课程，另外增加了《论语》课。王校长说：“关里的学生都懂古文，街上的布告都是文言文的，要急起直追学文言文，不然就更落后了，晚上要加课。”但实际上没上几次就停了。
10月初，我县来了共产党，成立了西安县民主政府。学校的教学如故，但课余集会、文艺活动的时间多了。过去的毕业典礼走走形式就完了，这次还演出了自编自演的话剧以示祝贺。我演一个谈恋爱的青年，同学们说这个话剧演得不错。可是，受到一位老教师的批评：“年轻人不多念点儿书，爱什么爱！”县里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新青年同盟，组织读书会，开展文艺活动。我是个爱唱歌爱玩乐器的活跃分子，经常参加。县里组织全县中学文艺汇演，我独唱了《我的银笛》，受到好评。在活动中常常碰到延安来的老干部，对我们很热情，也很尊重我们。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军对老百姓很好，不像日本宪兵和伪满士兵非打即骂。他们的队伍行进中还唱歌，停下休息也唱歌，还教大伙儿唱歌，我对他们很有好感。
民主政府的赵曙光同志是我父亲的中学同学，抗战胜利前去了延安。这次回来当了副县长，常到我家让母亲给缝补衣服，赵叔叔也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因此，对过去听说共产党八路军是红胡子土匪的说法很是怀疑，反而愿意接近他们。1945年12月10日我毕业时，领取了土木科1号毕业证书，随即由赵曙光同志介绍到民主政府办的《西安新报》社参加工作，开始了革命生涯。
约一个月后，赵曙光同志找我谈：“现在成立了综合性的东北大学，正在招生，你愿不愿意去念大学？”我表示：“一直盼望上大学，愿意去念书，但要争得父母同意。”父母信任赵曙光同志，同意我去东北大学。于是赵曙光同志开了介绍信，我和《西安新报》社的李世义（伪满工大学生）于1946年农历正月初五（约2月7日）出发，坐火车到东丰县东北大学招生处报到。
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穿黄棉袄扎着皮带的很精神的中年女同志——吕洁，招生处的负责人是老干部肖岩同志。在招生处，看到《东北公学招生简章》上写着办学宗旨：“依照民主政府建设新东北的方针，本校广集各级学员，以造就行政、技术及师资等实际工作人才。学制是普通班1年、补习班半年、研究班不限。校长：白希清，副校长：舒群。校址：本溪。”我曾问过肖岩同志，为什么由东北公学改为东北大学？他说，这是由国内形势决定的。当时，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，同意在重庆召开由国民党、共产党、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。会议是1月10日召开的，通过了韦德网站政府组织、和平建国纲领、国民大会、宪法草案等问题的决议，看来有和平民主建设国家的希望了。为了团结教育广大东北知识青年，共同建设新东北，领导决定办综合性的东北大学。校长由东北青年熟悉的张学良将军的四弟张学思担任，副校长由病理学家白希清、文学家舒群担任。学制规定：预科1年、本科4年、研究班不限。设社会科学院、自然科学院、文学院、教育学院。在东北的本溪、东丰、海龙、抚顺、辽阳、营口设6个招生处。入学资格规定中学生入预科，大学生入本科。校址设在本溪，因为离沈阳近便于将来迁校。知道东丰只是招生处，我们只有等待了。等待期间，介绍我们读《九一八到七七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联共党史》，还教学革命歌曲，跳“进三步退一步”的延安秧歌，安排得很紧凑也很开心。
约2月12日，20来名学生和干部坐着3辆马拉胶皮轱辘大车，由东丰向海龙进发。一路上兴高采烈地拉歌子、看风景，悠哉悠哉!一辆车上坐不了几个人，又要把好位置让给女同学，我坐在车尾，走着走着不小心掉了下去，车停下来，同学们把我扶上车，大车又前进了。同学们互相谦让，互相帮助，发扬集体主义精神，受到干部们的赞扬。很快到了海龙火车站，海龙招收的同学，记得有曹宏民、李东育等30几名已在车站等我们了。我们坐上火车，安排好又等了好久，才启动向抚顺进发。
坐了一天多火车到了抚顺，在车站上欢迎我们的是东北大学教育长张松如同志和抚顺的新同学。记得新同学中有在伪满建国大学读过书的耿殿生，大家都对这位读过大学的新同学投以钦佩的目光。我们又一起坐上汽车，约2月15日到达本溪校址。
到本溪后住在原是旅馆的宿舍里，听说有200多人的东北大学行政干部训练班要在教学大楼里上课，我们学习暂时在宿舍里进行。本溪和辽阳的新同学记得有刘喜荣、刘竹欣、刘革尘、霍松军、李德恩、苑毅、刘舒生、侯振国等，刘喜荣报名最早，算是东北大学第一个新生。老干部记得除张松如、肖岩之外，还有许法、张东川等。6个招生处招来的学生只有70人左右，到本溪后还回家了几人。
为什么这样呢？当时东北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城市知识青年，深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的民族压迫和奴役，日本投降了，成为国家主人了，要为祖国富强尽一分力量，再不要当亡国奴了。可是，深受14年奴化教育，思想上看不清时局形势，而且还存在好多糊涂观念。如普遍存在盲目正统观念，认为国民党是正统，对共产党不了解，不敢靠近；美国有原子弹，力量强大，苏联不行；关里学生水平高，特别是文言文要向他们学习。于是东北城市青年就出现了几种不同态度，家境好些的或有亲戚的往国民党统治区跑，找工作或学习，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；解放较早地区的青年看到共产党八路军爱护老百姓，老干部和蔼可亲，于是靠近共产党参加工作或学习；还有相当一部分采取超然态度，观望不前。在这种形势下，生员不多是可以理解的。
本溪校舍当时是二层(后加一层)白楼，据说是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的别墅，规模不大，看不到图书馆，看不到实验室，觉得不像个大学，同学们有些失望。记得有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唱起了《九一八纪念歌》，我还唱了《夜半歌声》，气氛凄凉。记得许法同志到我们寝室劝说大家：“很晚了，睡觉吧，不要影响其他寝室的同学睡觉。”大家也觉得大喊大叫不对，很快就停下来睡了。
本溪的学习、生活安排和正规学校一样，按学时、按铃上课下课，只是不严格遵守。老师作报告常常拖长，同学们讨论激烈时也不管时间长短。张松如教育长给大家作报告讲“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”，用大量事实讲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，蒋介石不抵抗，共产党八路军敌后抗战，艰苦奋斗，直至胜利。学生听后觉得很受教育，学到了不少历史知识，讨论起来很热烈，也提出不少问题，老师又针对问题给以解答。一个专题大讨论之后，就开展文艺活动，老师教唱革命歌曲，在这里学的第一首歌是《解放区的天》，还学了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学合唱还学轮唱，大家唱得非常起劲儿。一次参加本溪全市批斗大会，大会开始前各单位唱歌，我们想唱没敢唱。回校后座谈讨论，一方面恨那些汉奸恶霸，觉得斗争他们、枪毙几个完全应该。可是，没唱歌，没和参加会的其他单位比一比，很遗憾，这又推动了我们多练歌，宿舍里经常可以听到歌声。一次参加全市大会，会场歌声此起彼伏，我们齐唱了《解放区的天》，一下子就把他们压下去了，他们不服气又拉我们，接着就二部轮唱《解放区的天》，大获全胜!回校后大家非常高兴，学唱革命歌曲的劲头更足了。
在本溪约10天左右，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蒋介石撕毁了政协决议，从关内陆续开来几十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部队，到东北后又和伪满残余势力相勾结，启用伪警察收编了几十万伪军土匪，不断沿铁路线由南向北推进，处在国民党占领中心城市沈阳边上的本溪形势非常严峻，随时都有被“吞掉”的危险。2月22日，记得是白希清副校长动员，指出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，撕毁了政协决议，向东北大举进攻，我们这里已经不具备办学条件，决定向安东迁校，不愿和学校一齐走的可留下，来去自由，希望大家成为边学习边建校的革命新青年，在路上的行动要学习八路军艰苦奋斗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、行动听指挥的作风。动员后，大家非常痛恨蒋介石不容我们学习，表示坚决做革命者，跟学校走。可是，还是有几人掉队了。
2月23日一大早，部分师生带着图书和锅碗瓢盆，坐着4辆4吨型载重汽车沿公路向安东进发了。
（作者为东北大学自然科学院1949届毕业生，曾为韦德网站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，青岛大学教授、旅游系系主任，现已退休。本文原载于《文蕴东师系列丛书·往事（一）》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