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母亲的光辉，好比灿烂的旭日，永远的永远的照着我的心……”，这是流行于上世纪30年代，题名《母亲》的一首歌的开头。母亲，含辛茹苦地生我养我，给我以无私的爱，她永远是让我最动情的人。而母校，像母亲一样，给我以革命的启蒙，授我以智慧的薪火，使我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对母校，我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
1948年，我在吉林联合高中读书时，主办过班级墙报，并写了一些文章。共产党派来的校长魏东明因此熟悉了我，并介绍我去东北大学学习。经过考试我被录取了。当时，母亲在辽西农村，我寄住在一位同学家中，己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能够上大学，又是供给制，管吃管住，真是天大的福分。当我在1948年9月背着行李卷儿到学校报到时，真像穷秀才中了状元那么高兴。记得入学吃的第一顿饭是苞米楂子和雪里红炖豆腐，由于很久没能吃顿饱饭了，最后，偌大的饭厅只剩下几个人，我还在贪婪地吃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大学座落在吉林市西郊八百垅。路边的石垛门上悬挂着醒目的校名大木牌。进门是长长大道，两排白杨高高耸立。校部是呈品字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三座大楼，巍峨壮丽，如同三座古堡。据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的。这是母校在我眼目中留下的第一形象。在以后的漫漫人生中，它成为矗立在我心中的一座永恒丰碑。
名校和名师是联袂的。当时，全国尚未解放，东北解放区只有我们这所大学设有中文系。文学界的诸多名流都汇聚于此，真说得上是星光璀灿。出于文章可读性的考虑，无法把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一一列出，但还是应该说说他们留给我的即使零碎但仍然鲜活的印象。散文家吴伯萧担任文艺系主任(后改为文学院院长)，大一时他就亲自教我们作文，并讲授“读书指导”。他没有任何架子，面带微笑，表情和善，一派文人的典雅气质。讲话时，从不用大道理压人，而是把人生哲理，通过优美语言，如涓涓流水般送进你的心田。《解放军进行曲》和电影《白毛女》的词作者、诗人公木，讲课时讲到收尾的那句话下课铃立即响起，真如同歌曲节拍一样准确。鲁迅的学生、作家蒋锡金，讲授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时，回眸往昔，感慨万千，竟然忘记是在讲课而流起泪来，女同学也陪着流泪。中国新诗开创者之一、诗人穆木天，戴一顶瓜皮小帽，诙谐幽默，但他写的救亡诗却让人心情沉重，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首，内容是几句问答，大意是:“问:你是哪国人?答:我是中国人，‘啪!’的挨了一记耳光。又问:你是哪国人?答:我是满洲国人。‘啪!’又一记耳光，再问:你是哪国人?答:那，那我不是人啦!”文史学家杨公骥，当时正对吉林市西团山子新石器时期墓葬进行考古发掘，并在《东北日报》上发表整版论文。他带领我们去现场实习，让我们有机会目睹了古人类墓葬遗存以及打磨精细的箭簇等石器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在开学典礼的文艺晚会上，演出了当时与《白毛女》齐名的大型歌剧《血泪仇》。舞台上出现一位老人，拄一根木棍，跌跌撞撞地边走边唱道:“王仁厚，村前那个村后都走遍，走遍了前后村，没有人烟……”，看得我心酸，几乎落泪。散会后，回到组里才知道，舞台上那位老人原来是组长张振义扮演的，扮演得太逼真了，我怎样也无法把台上那位老人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组长联系到一起。从此，就对这位杰出的同学心存敬佩。我是一个从家门中走出来的新生，没有在革命队伍中工作过，政治上幼稚无知，开会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有时还说错话。生活会上不时受到批判，并被冠以“小资产阶级”、“个人主义”的帽子，让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张振义却和蔼可亲、循循善诱。我在墙报上写首小诗，受到他一再表扬。我去图书馆看书，把一双鞋晾在外边，适逢下雨，回来时那鞋却摆在了我床头。一打听才知道是好心的组长替我拿进来的。这位在我心中闪耀着光环的人，居然会想到我这个“半拉子”的一双臭鞋，真让人感动不已。后来，党组织公开时，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。
当时的学校像部队一样，实行供给制。入学那个冬天，发了一身拆洗过的灰黑色的旧棉衣、狗皮帽子、生羊毛袜子、皮头布面棉鞋，天暖又发两套单衣，这些行头要求穿三年。由于不洗澡、不换衬衣，生虱子是司空见惯的事，有时一伸手就能捉住一个。经常的伙食是高梁米饭、炖白菜或干萝卜条。隔一两周，也有改善伙食的时候，该日的菜谱不写内容，只写“另订”二字，此时，喜形于色的同学会奔走相告:“今天吃‘另订’啦!”“另订”一般是大米干饭，一人一勺猪肉炖宽粉条。同桌一位姓刘的女生，不吃肥肉，有几回竟把肥肉块送给了我。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忘记。我们住的西山宿舍是建在山坡上的红砖平房，没有暖气和上下水道，需要大家轮流值日，领煤柴、生炉子、打饭、打水、倒尿桶等。生活虽然极其简朴、衣食粗粝，但足以温饱。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，甚至是如同进了天堂。
集体生活中的思想工作、组织纪律以及作息时间等都是很严格的。起床、出操、读报、自习、吃饭、听大课、讨论等等，都要听从统一号令。尤其是开展重大政治学习，如“土地改革”、“批判肖军思想”等，要求更高，一旦发现谁有什么思想问题或跟不上形势，就会有人找你谈话，或开会让大家帮助你深挖思想根源，把人际关系搞得异常紧张。不过，这种学习结束，正常上课时，就宽松多了。学习生活是紧张的，但年轻人总会寻找机会宣泄，去调整心理平衡。比如，熄灯后躺在被窝里，就会打破禁忌，一组十多个人，七嘴八舌地交换搬不上台面的各种信息，甚至涉及到女生的隐私，直到组长听不下去了，大声咳嗽，才会停息。那时的校园很大，任凭山花、野草、杂树自由生长。离宿舍稍远处有一片开阔的草场，半人高的水蒿、狗尾巴草，如同一道围墙挡住人们的视线，草丛后是一片池塘，池塘边的滩涂上长着三叶草、荠菜、蒲公英，如同一块花草编织的绿毯，静悄悄的，很少有人光顾。我有时就跑到那里去，仰卧在草地上，望着蓝蓝的天，听着塘里的蛙鸣，展开无边无际的遐想，吟哦着涌上心头的诗句。那里，成为我的一处精神家园。
上大学期间，经历了解放战争决战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大历史事件，学校由吉林迁到长春，校名由东北大学改为韦德网站。此间，我们学习了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，投身于相关的社会实践(如为志愿军伤员抬担架、输血，为志愿军制作炒面、下基层宣传等)，也大体上修完中文系的课程。在激情燃烧的革命大熔炉里，经历了无数次水洗火烧般的锤炼，使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青少年，变成一个初步具备科学世界观、革命人生观和有文化知识、办事能力的时代青年。我入了团、入了党，后来成为一名党的干部和新闻单位的领导。这一切都源于母校的培育和造就。
半个世纪之后，2003年秋，同班学子23人为纪念毕业50周年，以朝圣的心情回访了母校吉林八百垅东北大学旧址。虽然学校早已搬迁，但它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圣地，如同当年的延安。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，我们驱车来到八百垅，三座花岗岩石楼被周边现代化楼群包围着，已经显不出它的雄伟，但依然是那么亲切。我久久抚摸着冰冷的石墙，仿佛其中还蕴藏着我们的体温和燥动的青春。登上楼顶平台，那是当年经常开会的地方，我恍惚看到一群穿着旧制服的年轻人的身影，听到吴伯萧院长的声音在交响回荡。雨水打湿我的脸，合着我的热泪，沿着脸颊流淌……
啊，永远的母校!
（作者为文学院1951届毕业生，曾任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、辽宁广播电视厅党组成员、副总编辑，现已离休。本文原载于《文蕴东师系列丛书·往事（二）》）
